記者：德國能源轉型2.0版和之前版本相比，實現了哪些升級?
　　科勒：關于能源轉型，我們目前達成兩點共識。一是光伏和風電等可再生能源發電要和電力系統相匹配，要考慮電力系統的接受能力和極限情況。所以，我們還要再修訂可再生能源法，逐步取消之前的20年可再生能源補貼電價不變的條款，新裝機的可再生能源將不享受補貼價格，要和傳統電力一樣到市場上交易，讓投資者決定投資收益問題，鼓勵可再生能源在電力交易市場中實現自身價值，所以20年不變的電價政策馬上就要結束了。
　　二是一定要讓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與電網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相匹配，不能只管發電，而不管系統，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加強基礎建設，另一方面要引入市場機制。
　　記者：也就是說德國的可再生能源要從“計劃時代”進入“市場時代”，要讓過熱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更加理性。
　　科勒：可以這樣說，之所以要修訂《可再生能源法》，是因為我們發現在過去十幾年中，我們對可再生能源的鼓勵過了度、過了頭，反而忽視了提高能效、節能、基礎建設等其他重要的環節。今后我們將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補貼和刺激，轉而加強對節能的鼓勵和支持，同時還要重點解決電網與電力系統的問題，如智能用電問題，如電動汽車充電與發電匹配等問題。
　　可再生能源高額補貼時代就要過去了，但這個過程也很艱難。由于德國已經有100多萬戶屋頂光伏電站了，整個光伏產業已經形成了非常強大的選民勢力，他們都在支持可再生能源補貼，所以政府之前也不能輕易變動補貼政策。但硬幣都有兩面，補貼政策在制造了一批光伏受益者的同時，也制造了大批因為高額可再生能源補貼而利益受損的群體。德國可再生能源附加費高達每年200億歐元，這些費用要攤到每個電力用戶身上，不愿意支付高昂電費的群體也大有人在。而且電價上漲不僅波及千家萬戶，德國的中小企業也承受不了，所以這些人反對過高的電價，呼吁改變過度補貼的情況。
　　記者：中國將實施能源革命，根據您在德國轉型中的經驗，您想對中國的能源革命說些什么?
　　科勒：我想說三個觀點。第一，中國的光伏近年發展得非常快，特別是分布式光伏大批上網之后，將對配網產生很大壓力。因為以前的配網不是為了光伏電源而建，必須改造配網才能適應光伏發展。由此帶來大量的改造需求，如果不改造，將會出現很大的配網瓶頸，光伏也難以上網消化。
　　第二，以前配網的電力流是從上向下走，現在出現了從下向上走的情況，因此需要新的配網技術，同時為了解決電力擁塞問題，必須發展智能電網。未來電力用戶也要適應新的電源特性，也就是說，以前用戶需要多少電給我多少電，今后可能就是發多少電，用戶盡可能用多少電，也就是用電側的管理。
　　第三我想說，中國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智能的電力系統，實現將可再生能源“運出去、消納掉”，并不斷優化系統，包括蓄電、用電和整個能源鏈的全過程，這是最關鍵的，不優化系統，就接受不了這么快速發展的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