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軍是諸葛亮的強項，察孔明一生，用兵之短不能掩蓋其治軍之長。從諸葛亮關于治軍的論述來看，陳壽編輯的《諸葛亮集》中，《兵要》和《軍令》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加上陳壽未收的《兵法》和《十六策》中的《治軍》《教令》《斬斷》等，可以看出他不但受到《孫子兵法》和《司馬法》等前人兵法著作的影響，而且在軍隊編制、訓練、軍官選任、軍事規則、行軍駐扎等方面都有細節上的論述，尤其是通訊器材、兵器用具、機械制作等獨擅其長。正如陳壽所言：“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諸葛亮的治軍用兵思想可以單獨細究，本文從略。
　　另外，從管理角色看，諸葛亮在蜀漢一身二任，既是最有名的軍師，又是最有名的丞相。所以，他的角色隱含著咨詢與管理的沖突。當他強調思近慮遠、謀略計劃時，則在一定程度上妨礙其決斷能力。他強調“欲思其利，必慮其害，欲思其成，必慮其敗”（《思慮》）時，就隱約表現出優柔寡斷的一面。而當他作為丞相裁決事務時，思慮過多又可能導致其不能大開大闔。所謂“諸葛一生惟謹慎”，正是這一角色沖突的寫照。
　　月照西窗—諸葛亮管理思想雜議
　　小時候，每逢過年，老輩會在房子窗戶上貼這樣一幅對聯：月照西窗諸葛亮，日出東山左丘明。作為剛剛認得文字的小學生，總是不解其意，后來才知道，這是漢字諧音和轉意的靈活運用。明月映照紗窗，老式窗欞雅致的方格灑上一片銀灰；紅日東升，遠處的山丘籠罩著橙色曙光。田園美景中嵌入兩位古代偉人的姓名，構成中國獨有的文化景觀。如果據實而言，窗欞上的光彩，同諸葛亮這位偉人沒有任何關系，豈不大煞風景？
　　諸葛亮的身后功名，恰同這幅對聯的“月照西窗”類似，有些同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多少還有關聯，有些則八竿子打不著。人們所熟悉的“隆中對”，那確實是諸葛亮本人所作，但草船借箭、借東風、空城計等等，則基本上是“月照西窗”。
　　從歷史看，任何人都不敢說所掌握的知識真實無誤，但大致可以說，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謀略家和經理人，他對于蜀漢的功績無人可比。這一方面，已經有相當多的著作論文，不用本文贅言。然而，在三國燦爛的星河里，諸葛亮只是群星中的一顆—盡管十分耀眼，但畢竟不是全部。平心而論，當時有不少人在某一方面可以與諸葛亮平分秋色。論復興漢室的抱負，起碼有一批士人（如荀彧）可與匹敵；論謀略，周瑜、魯肅等人并不亞于諸葛亮；論君臣相得猶如魚水，早期的孫權和某些時候的曹操，同他們的謀士大臣之間可能更少猜忌（當然，這一關系主要取決于劉備）。那么，諸葛亮的過人之處究竟在哪里？他為何能獲得比同時代其他人大得多的名聲？
　　本文認為，諸葛亮的過人之處在于他的精神，尤其是他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奮斗，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努力，那“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氣度，那“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馀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的自我證明，實際上，諸葛亮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是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正是這種精神，能夠引起人們最廣泛的共鳴。
　　正因為如此，對諸葛亮的批評，是許多人不能容忍的。真正對諸葛亮給出嚴苛指責的，是北魏的崔浩。他在與毛脩之討論《三國志》時認為陳壽對諸葛亮過于溢美，說：“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踦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佗）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恃山崄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眾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疏遲失會，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
　　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魏書·毛脩之傳》）在崔浩看來，諸葛亮不識時務，不自量力，矜才自負，戰略失誤，連其英年早逝都成為他攻擊的靶子。所以，崔浩的批評，后人基本上都不以為然，就連章太炎這樣的大家，也以“索虜不窺秦嶺以南形勢”，而斷定“其是非無足辨者”（《檢論》）。
　　然而，崔浩所言難道沒有一丁點道理？別的不說，就以治蜀而論，三國之中蜀最狹小，諸葛亮治蜀卻最有功績，這固不待言，史籍中有大量這樣的記載：“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野無醉人。”（《三國志》注引《袁子》）崔浩卻說的是光亮背后的陰影，“嚴威切法，勒控蜀人”。諸葛亮治蜀用刑過嚴，取民過多，應該說是事實。當時就有人批評道：“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同上注引《默記》）還有記載稱：“于時譚者多譏亮托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同上注引《蜀記》）裴松之在注文中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盡管有他同法正的對答為其辯護，即劉璋法禁松弛，故糾之以猛。但是，正如裴松之反問的那樣：“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稍微計量一下蜀漢的用兵概算，蜀人負擔之重是明顯的。諸葛亮的成功之處，在于民眾認可了這種負擔，“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但萬不能認為當時的蜀中就是樂土。
　　所以，諸葛亮的人格感召，他所代表的進取精神，使后代對諸葛亮的評價往往偏高，這屬于人之常情。當人們在接受信息時，那種與自己的價值觀相反的信息，不但會被有意識摒棄，而且還會被無意識遮掩。例如，諸葛亮事必躬親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然而從漢代起已經有了丞相不問小事的傳統。諸葛亮的主簿楊颙曾進諫道：“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并以丙吉不問命案、陳平不知錢谷為例批評諸葛亮，“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三國志·蜀書·楊戲傳》注引《襄陽記》）對此，王夫之辯解道：諸葛亮以“寧靜可以致遠”聞名，所以不可能熱衷于繁苛小事，他作為丞相而事必躬親，肯定有其不得已之處。要做到不親小事，必須“下有人而上有君”。諸葛亮上不能得到劉備的充分信任，下沒有類似于曹操下屬的眾多人才。“任李嚴而嚴亂其紀，任馬謖而謖敗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于纖微，以為訏謨大猷之累，豈得已乎？”（《讀通鑒論·三國》）王夫之的辯護看起來有理，卻經不起推敲。“寧靜致遠”作為個人修養方式，是否肯定就能養成政務上不親小事的習慣？下屬不給力，執行多謬誤，是否正是事必躬親所造成的？這些問題，沒有是非分明的答案，人們的價值傾向不同，會接受不同的解釋。再如，有一篇當代論文，論證關羽之死是諸葛亮假借吳軍之手而翦除之，以掃清其丞相之路的障礙，雖然論證不乏學術思考，但因為該文陰謀論的氣息過于濃厚，所以本文也不愿采納其觀點。這種研究中的日積月累，最后導致對諸葛亮的不斷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