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電材料設備網:秦海巖現任中國風能協會,即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委會秘書長，北京鑒衡認證中心主任。在全球光伏認證組織執行委員會、美國可再生能源理事會國際委員會、全國風力機械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中國資源綜合利用協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等多個學術組織任職。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促進風電產業發展實施意見》、“金太陽示范工程”等十多項國家政策制修訂工作。
    最近，國內一些人對德國能源轉型中遇到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種觀點，將德國發展可再生能源與高電價、煤炭用量增加、能源對外依存度增加等沒有相關性的事物聯系在一起，用一種錯誤的因果關系來試圖證明德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結果與初衷“背道而馳”。德國作為世界上可再生能源領域技術和政策的“標桿性”國家，其得失成敗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有志于能源革命的國家都具有很強的示范性。有人不顧事實、甚至不惜以放大謠言的方式對其進行“闡釋”，也許并非故意為之，但至少是出于立場的慣性，本質上是對可再生能源發展道路表示反對。現舉幾例為證：
首先，有些人以點帶面地有意放大了德國民眾對發展可再生能源的不合作態度，到處宣揚可再生能源在德國已經失去民眾的支持。而實際情況是，2013年開展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9%的民眾贊成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作為德國“能源轉型”和“能源政策轉變”的一部分，有50%的民眾甚至支持進一步加快當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步伐。新組閣的德國大聯合政府對發展可再生能源和堅持能源轉型道路的態度空前統一，也從側面證明可再生能源在德國的民眾基礎是堅實的。
    其次，有觀點認為德國進口煤炭和電力增加，使其能源對外依存度提高，能源安全受到新的威脅。但我們應看到，德國從鄰國進口部分電力，是市場化行為，并不能得出能源對外依存度提高的結論。邊界不斷擴大的北歐電力市場為電力跨國交易提供了正面的例證。還有一個原因是德國雖然在可再生能源技術上處于領先地位，但可再生能源的配套設施并不完善，相對落后的電網結構不能滿足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需求，同時由于經濟疲軟，影響了對電網擴容改造的投資，致使可再生能源在電力系統中的作用受到了抑制，在補充核電留出的真空時難盡全力。
再次，有人說德國的高電價是源于國家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而實際情況是，德國的電費中超過50%是各種捐稅，而捐稅中的絕大部分是與環保有關的“綠色”稅收，用于可再生能源補貼的附加費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將電費高企歸咎于可再生能源補貼是不公平、不客觀的。事實是，在德國，可再生能源電力已經連續三年為推動電價下降做出了貢獻。未來，可再生能源電力也必然達到平價水平，補貼只是在一段時期內的激勵措施，也必然根據實際發展水平做出改變，現實中，德國政府就是按照客觀發展情況對補貼水平不斷進行上下調整的。
    此外，更令人無法理解的是，有人將德國煤炭用量和碳排放不減反增歸因于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增加，按照他們的邏輯，就是越發展清潔可再生能源，煤炭的用量就越大。稍加分析不難發現，這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因果關系，只是從現象上看，他們恰好在最近三年內都出現了數量上的增長。將這兩者強行聯系起來，就像是在說“發生交通事故的人在12小時內都吃過饅頭，所以饅頭會導致交通事故”一樣，充滿了無厘頭色彩。導致德國煤炭用量增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歐洲經濟發展此前遇到困難，以及美國頁巖氣革命導致煤炭出口量激增，使歐洲煤炭價格下跌，從而降低了煤炭消費成本，在“棄核行動”之后出現了短期電源空缺和監管手段缺失的情況下，煤電產量有所反彈。雖然2013年德國風電和光伏發電比例不斷上升，推動德國可再生能源電力占比達25%，但該國天然氣發電量占比卻從3年前的14%下降到10%，水電占比也略有下降，因此給了煤電趁虛而入的機會。這說明可再生能源在德國的發展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數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歷史地看，核電退出后的空白必將由可再生能源電力來填補。
    新生事物在同舊事物的斗爭中總會遵循這樣的邏輯，正如甘地所言：“首先他們忽視你，然后嘲笑你，接著反對你，最后你就贏了。”當可再生能源產業尚處于弱小之時，是不被人重視的，隨著其開發利用規模的擴大，又被嘲諷為“垃圾能源”，如今，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圍內快速發展，其主流能源的趨勢越發明顯，于是一些人的態度也就轉變成了或直白或隱晦的反對。這說明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已經觸及到了許多傳統產業的實際利益，也說明，以可再生能源為主導的能源革命離最后的勝利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