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信任和相互猜忌，在中美處理兩國關系時殊為常見。多數理性的國家都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關鍵是如何實現利益最大化。步步緊逼是一種做法，迂回也是一種方式。直接和迂回只是實現戰略意圖的不同戰術，有時壓迫式打法會取得較大成效，而有時避實就虛則可能效果更佳。美國時常采取主動的壓迫式行動，逼對手就范。
　　脫離博弈困境的基礎是相互信任，而不同價值觀念的國家達成相互信任無疑有難度。觀察美國和中國關系發展的軌跡發現，兩國關系總在不斷波動，但圍繞著不好不壞的主線，形成波動的重要原因是特定時期相互信任的增加或減少。當面對共同利益時，不管是無可奈何還是真心實意，兩國合作的意愿相對較高；當失去共同的對手時，彼時曾被掩蓋的矛盾就會再度呈現，雙方合作的可能性降低，價值觀的差異再次被強調甚至放大。不同的價值觀依然是矛盾或沖突的根源。
　　近年來，西方把關于強大必強權、強權必稱霸的國力發展軌跡的判定適用在了對“中國崛起”的討論上。隨著中國實力不斷增長，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作為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對于成長中大國的戒備恰好與鄰國對中國潛在威脅的擔憂交織起來。一些美國人擔心，中國的崛起將動搖地區穩定并挑戰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時，世界經濟火車頭的亞洲地區若發生動蕩則會嚴重影響美國的戰略利益。
　　揣測“中國威脅”
　　西方戰略家在分析中國是否構成威脅時，大致概括了中國因能力增強而改變既定防御策略的四種可能性。
　　等級優先的現實主義著重考慮國際體系的影響力，認為中國隨著實力不斷增強將會挑戰美國的支配地位。國際體系存在等級，處于支配地位的美國制定國際體系的行為準則，新興力量為實現自身利益必會尋求改變現存的行為準則。
　　意識形態優先的現實主義把中國執政者看作“中國威脅”的根源。現實主義者本來就認為所有新興力量都會尋求與其實力相適配的權力和影響力，而關注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者更強調共產主義國家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本質區別，因為共產主義國家可以“集權式”地擴張權力而很少受到國內和國際的約束。他們認為，共產主義國家天然就是國際穩定的威脅。
　　制度優先的自由主義相信，越把中國整合到國際體系之中，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國從國際體系中獲益越多，制造沖突的動機就越少。中國對國際體系的依賴會使政府更多地受到國內和國際的約束，比如外貿帶來的就業機會等。
　　現代的民主主義則認為，經濟增長終將改變中國的國內政治。強大的、民主的中國不會威脅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這個觀點曾被美國商界用來說服美國政府批準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
　　無論人們如何揣測，未來十年，中國都極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最大的市場、最大的資源使用者、最大的產品和服務供應者、最大的環境影響者、世界許多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無論是否愿意，都將面對這種很大的可能性。
　　中資出海歐羅巴
　　9月的一天，歐洲委員會貿易總署遠東貿易部門負責人安東尼奧·帕恩第，應邀到倫敦參加一個關于中國投資歐洲的內部會議。 在通往倫敦的歐洲之星列車上，帕恩第被《金融時報》的一條新聞《中國建設銀行(601939,股吧)計劃投資歐洲銀行》所吸引，“恰與此行有關。”帕恩第事后回憶起這個小小的巧合。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逆勢而上的對外投資，正成為陷入困境的一些歐洲企業的救命稻草；而投資方向的細微變化，也為歐洲吸引來自中國的投資帶來了大量機會。帕恩第說，當天研討會上的每個人都認為，歐洲最好努力搭上這趟順風車。
　　“走出去”讓中國在全球投資版圖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坐擁超過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成為全球有志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國家眼中最閃閃發光的一座金山。歷時兩年的債務危機，使大部分歐洲國家的經濟失速狀況遲遲得不到改善，更加大了他們對外來投資的需求。
　　對于歐洲，投資僅是中歐間經貿關系日益緊密的冰山一角。目前，歐盟已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也已成為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