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專論
　　當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勢頭良好，從中央到地方都出臺了一系列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規劃和政策。同時，產業發展實踐中也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在新形勢下，我們需要充分認識新興產業演進的規律性特征，進一步明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方向和實現路徑，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戰略性新興產業演進的規律性特征
　　戰略性新興產業尚處于發展初期，還無法系統總結其發展規律。但是，分析歷史上的新興產業發展歷程，對當前有借鑒意義。
　　新興產業的技術路線具有多樣性和不確定性。技術發展一般要經歷引入、成長、成熟三個階段。由于技術早期研究開發和產業化初期具有探索性，因此常常會出現多條技術路線并存的現象，這種技術路線在學術上稱為“技術軌道”。例如，移動通訊早期有蜂窩通訊和衛星通信兩條“軌道”。在技術成長的后期，蜂窩通訊的主流技術才定型。這意味著產業發展早期的技術路線的選擇常常有很大風險。
　　“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產業化”是新興產業發展的基本路線，“技術融合—產業化”也是可能的路線。基于已有科學研究進展，按照市場需求融合多學科技術、集成開發新產品，已經成為新興產業發展不可忽視的路徑。融合互聯網、傳感網等技術開發物聯網技術和相應產業就是一例。由此看見，基于科學上的率先突破、技術上的原創和善于集成現有技術開發新產品、新市場對于培育新興產業的競爭優勢十分重要。
　　產業化能力對形成新興產業優勢具有重要作用。科學發現能否最終形成產業，關鍵還要看隨后的技術開發和產業化。科學發現能力為產業競爭力提供基礎，但是科學發現通常提供“公共產品”，而技術發明和產業化則與競爭力直接相關。因此產業化能力與科學發現對國家競爭力至少是同等重要。
　　國際新興產業基本沿“美歐—日本—韓國”的路徑演進。新興產業不可能在各個國家同步形成和發展，而存在明顯的時間差。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較為典型的新興產業發展時間序列是：歐美—日本—韓國。例如，微電子產業發源于美國；日本發揮二次開發優勢和精密制造優勢，較快取得產業優勢；隨后，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進入并取得相當的優勢。國際產業演進路徑是由不同國家所處的科學、技術、產業能力水平和結構特點決定的。要突破這種路徑，就要在科學探索、技術原創、產業能力水平和結構上下功夫，同時也要有開放創新和承擔風險的心態。
　　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現狀
　　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缺乏核心技術支撐。目前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核心技術是在更早時候產生，因此我國提出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核心技術上幾乎都有“軟肋”。例如，太陽能產業制造能力中國已居世界首位，但核心技術專利和知識產權仍依賴國外。
　　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存在“中國制造”路徑依賴。我國企業對新興產業和市場的敏感性和響應速度是值得稱道的，產業投資的積極性也很高漲，從全國風電和太陽能制造能力的迅速擴張可見一斑。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制造”已成為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企業仍對戰略性、前瞻性技術探索和研發持不積極的態度。這對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極為不利的，因為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戰略意義不僅在找到新的“中國制造”機會，而且在于借此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躍升，后者更為重要。
　　新興技術的商業化是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瓶頸。基于節能環保綠色建筑、納米材料、物聯網、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調查分析發現，新興技術的商業化難題成為當前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制約因素。一是大規模產業化技術和市場發展不成熟。二是產業配套程度不佳。三是新興技術關鍵原材料和元器件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高。
　　出現后發優勢逆轉成為后發劣勢現象。技術創新理論指出：當技術軌道發生變遷時，先發者由于背負了相對沉重的轉換成本包袱而難以及時抓住機會，而后發者的轉換成本相對較低甚至為零，可以更快地進入新軌道，進而可以利用后發優勢實現趕超。我國本應可利用這種后發優勢，但是我國在一些領域的后發優勢發生了逆轉，構成新的后發劣勢。中國制造業長期沉淀積累投資、巨大而分層次的市場延長了陳舊產品的壽命，從而造成技術依賴和產業轉型剛性。例如，我國電視機產業在國際同行積極開發平板技術時，由于對原有產品上的生產性投資世界最多，且農村顯像管電視機仍有較大的市場空間而漠視平板技術。這導致我國失去了后發趕超的機會，再次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