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大戰略誤區是投資忽略經濟理性。即使是接近市場競爭水平的風電，總體而言上網價格比火電高50%左右，高出火電的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試想2010年3000萬千瓦、2020年1億千瓦，按現有技術經濟條件，財政補貼負擔有多重？對符合條件的太陽能光電建筑應用示范項目，每瓦財政補貼20元，即每千瓦發電容量補貼2萬元，但這似乎還不夠。甘肅敦煌10兆瓦并網光伏發電項目，占地100萬平方米，總投資約5億元，年均發電1637萬度，即每千瓦投資5萬元，每年運行時數不足1700小時。面對太陽光電的巨額成本，中國科學院于2009年6月中旬啟動“太陽能行動計劃”似乎更為理性。該計劃舉全院之力，聯合全國相關科研力量，分三個階段實施：2015年分布式利用，2025年替代利用，2035年規模利用，2050年前后為重要能源。

    中國能源發展在現階段存在一些戰略誤區，主要表現在對未來能源需求數量與結構的預期、能源結構優化的片面理解和能源投資經濟理性的缺乏上。
    當前，中國的工業化仍然以資本密集型為特征，兼有勞動力和知識密集型的復合因素。這也就意味著，中國能源需求的數量和結構正處于一個轉型時期。主要表現在，一是能源的總體增速將趨緩，相對低品質的能源類別的需求增速最低，乃至于接近零甚至負增長，而高品質的能源類別增速則加快。這是因為，中國當前重化工行業的生產規模和能力已趨于飽和，這些行業以消費低品質的煤炭為主，對較高品質的石油、天然氣和一次電力的消費相對較少。而交通運輸和居民生活基本不直接消費煤炭，前者以液態的石油和天然氣產品為主，后者以天然氣和電力為主。如果我們的能源戰略仍然注重數量的增長，不考慮增幅的變化和結構增速的轉型，這樣一種需求預期，顯然是一種戰略失誤。
    第二個戰略誤區是片面追求結構優化。減少煤炭份額，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符合可持續發展能源的戰略原則。當前我國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風能和太陽光伏電能的發展態勢，似乎已在“躍進”之中，立志在最短時間內趕歐超美。據全球風能理事會公布的年度數據，中國連續四年實現新增容量翻番，2008年突破2千萬千瓦大關，超過印度，成為亞洲第一、全球第四風電大國。中國可望在2010年實現風電裝機容量3000萬千瓦，提前十年達到政府確定的風電2020年發展目標。國家能源局啟動開建6個千萬級風電基地，保證2020年1億千瓦風能基地電能輸出和消納。風力發電不穩定，且相對昂貴，需要顯著改進電網，目前我國風機年均發電時數不足1500小時，電價、風機成本和電網配套形成制約風電發展的瓶頸。對于每度電要補貼4元錢的光伏發電，有人認為國家確定的2020年光伏發電裝機容量“180萬千瓦顯然不夠”。發展核電的基調今年已經變成“盡可能快”，2020年目標從4000萬改為7000萬千瓦。而對于發展核電，中國鈾礦資源嚴重不足的瓶頸并未化解。中國需要大力發展風電、太陽光伏發電和核電，但在當前經濟、技術和發展階段下的“大躍進”，實際效果如何？這不得不使人聯想起自1980年代始建的污水處理廠、電廠脫硫設施，在巨資建好后管網不配套，處理成本高，使治污能力大量閑置。這種情況時至今日仍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