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風能助火，可至燎原。

　　而在能源產業中發生的現實是：“風”與“火”的矛盾在經濟下行階段愈發突出。

　　如你所知，和光伏一樣，中國的風電產業在過往數年中創造了諸多“紀錄”， 但各種“第一”的疊加卻也澆鑄了極其沉重的獎杯：風電發展速度和體量已在全球無出其右，但過往產業狂飆后的積弊也并未完全剔除——產能全球第一，“棄風”量也居全球第一。

　　且看一組來自行業協會的數據： 2011年，中國棄風電量100億千瓦時，到2012年翻一番達到了200億千瓦時，再到2015年僅上半年棄風電量達175億千瓦時，同比增加101億千瓦時，造成經濟損失近百億元。可以預計，如果下半年情況沒有明顯好轉，則今年全年棄風可能達300億千瓦時。

　　再看一組與之相應的數據：2015年上半年，火電項目新投產2343萬千瓦，同比增長55%，各地火電項目核準開工步伐加快，核準在建規模達1.9億千瓦，已發路條(可以開展前期準備工作)約2億千瓦。國家能源局規劃司副司長何勇健近期撰文指出，如放任這些項目全部在“十三五”建成投產，則2020年火電將達到13億千瓦。而據專業人士測算，全國火電機組過剩1.3億-2億千瓦，過剩投資額在5200億-8000億元之間。引人注意的是，包括大唐發電、中國神華等在內的企業，目前仍在新建火電項目路上“快馬加鞭”。

　　事實上，新能源與火電的“矛盾”早已有之。只是數年來各種政策迭出與延續之下，問題的解決并未改觀。一邊是愈發嚴重的“棄風”，一邊是不斷地“上火”，兩相數據對比之下，到底純粹是市場之過，還是相關規劃執行不力，亦或是能源及電力系統本身積弊難除？

　　（一）零和游戲

　　“我國風電和火電的發展規模越來越龐大，可二者的存在是零和關系，不是雙贏關系。”

　　十三五能源行動規劃中，在推進煤電大基地大通道建設內容下，要重點建設晉北、晉中、晉東、神東、陜北、黃隴、寧東、魯西、兩淮、云貴、冀中、河南、內蒙古東部、新疆等14個億噸級大型煤炭基地。到2020年，基地產量占全國的95%。

　　在大力發展風電內容下，要重點規劃建設酒泉、內蒙古西部、內蒙古東部、冀北、吉林、黑龍江、山東、哈密、江蘇等9個大型現代風電基地以及配套送出工程。

　　縱觀煤炭基地和風電基地的地理位置，兩者大致是重疊的，“三北”不僅風力資源豐富，而且是我國煤炭儲量的重要區域。這難免會造成在這些地區風電和火電搶裝上馬，又恰逢中央簡政放權，將不少審批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為項目審批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加上這些地區都不同程度的面臨GDP成績很難看的尷尬，可以說這些條件都助長了裝機量快速而無序的規模擴張。

　　有業內人士告訴華夏能源網，火電裝機的增加來自幾方面原因，一是煤炭企業主營業務虧損嚴重，正積極尋求轉型方向，轉向發電實現煤電一體化是較受青睞的選擇，從而使得過剩的煤炭產能轉移到火電產能；另一個是低熱值發電機組和超臨界排放清潔機組的應用，也成為加重產能過剩的推手之一。

　　而風電項目的審批權同樣在省級單位，許多企業在風力資源較好的地區為了搶占資源和市場，無暇顧及上網難度和利用效率而瘋狂裝機，風電裝機周期短，一般在3-6個月之內就可以完成。再加上2014年底，發改委下發的《關于適當調整陸上風電標桿上網電價的通知》上調風電上網電價，更使得各大風電企業加快風電場投資建設步伐。

　　由此，電力過剩和瘋狂裝機讓風火矛盾愈加突出。有觀點認為，我國風電和火電的發展規模越來越龐大，可二者的存在是零和關系，不是雙贏關系，如果繼續無謂的發展下去，這巨大的體積將給我國電力市場改革帶來不可估量的困難阻礙和經濟代價。

　　中國風能協會秘書長秦海巖認為，在電力整體供大于求的局面下，一些地區存在為保障火電年度發電量計劃和大用戶直供電交易的完成，以犧牲新能源上網電量為代價，優先保障化石能源電量收購的現象，致使原本就非常嚴峻的棄風限電局勢雪上加霜。還有火電企業通過“直供電”的方式，獲取本該屬于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優先上網權，大幅擠占電力送出通道資源，致使風電企業虧損進一步加劇。

　　鑒于像甘肅、吉林這些地區棄風率太高，數字太刺眼，地方政府也想各種辦法來緩解消納矛盾，例如甘肅省試行的風火發電權交易，由火電廠拿出一定量的發電權與新能源企業交易，近百家企業參與競標，部分新能源企業給出的發電權報價已超出甘肅的火電標桿電價(0.325元/千瓦時)，6月的最高度電成交價達0.3556元。

　　秦海巖認為，這意味著新能源企業拿出部分補貼電價,讓利給對方，以換取發電指標。“這種治標不治本方法實屬無奈之舉，讓風電還是火電上網并不是由獨立的調度機構決定，而是由省級政府決定，也恰恰反映出發電計劃背后強大的力量盤踞”。

　　（二）結構積弊

　　“只有身受其害的發電企業普遍承認電力產能嚴重過剩，但他們的聲音很微弱。”

　　對于“棄風”問題及火電過剩，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認為，其反映的深層次問題是能源結構惡化。“如果我們不肯承認火電產能嚴重過剩的現實，不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相應的對策，那么我國當前的電力矛盾將難以解決”。

　　張博挺曾撰文分析，有人不愿意承認火電產能過剩，可能有如下原因：其一，因為我國的電網企業是電力行業中的強勢群體，對電網來說，如果可選擇的備用電源越多，電網的安全性越高，同時效益越好，電網的相對地位也越高。所以，現行的體制決定了電網愿意讓電力產能相對過剩。其二，某些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投資驅動，還希望能批準建設更多的火電項目，所以，他們當然不希望有人說電力產能已經過剩。其三，如果承認產能過剩，就說明相關政府部門的管理工作沒做好，同時還要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所以，一些政府部門也不愿意有人說我國的電力產能已經嚴重過剩。因此，只有身受其害的發電企業普遍承認電力產能嚴重過剩，但他們的聲音很微弱。

　　“因此，我國面臨著相當艱巨的能源結構調整任務，具體的調整方式就是把以煤炭為主的化石能源發電的比重盡可能地降下來”，張博庭告訴華夏能源網，在這種局面下，我國的可再生能源，無論是水電、風電還是光伏發電，都應該是多多益善。“我國電力產能過剩主要是燃煤電廠數量巨大，絕不可能存在任何可再生能源發電能力過剩的問題。”

　　當然，也有不一樣的觀點。有專家認為，由于煤價走低導致煤電企業邊際收益走高，企業上馬煤電的沖動很強，這符合經濟運行和企業發展規律。

　　對此，中電國際政研室副主任王冬容則認為，火電行業特別是煤電的發展有很大的慣性，這不僅是因為我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資源稟賦帶來的以煤電為主的電源結構，還包括我國的電力裝備制造業等煤電上下游產業也形成了規模發展局面，同時，我國的發電行業人力資源隊伍也主要集中在煤電產業。這些都決定了煤電行業的發展在經歷高速期之后不會驟然剎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