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上風電遭遇抗議，而臺灣海上風電場發展也是剛起步，相關風電場評估審查所需數據及經驗均有限，加之海上風電場所需投資資金較龐大，以及風電需政府補貼，均使得公私合伙模式成為臺灣海上風電場發展的必然方向。
　　公私合伙(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制度下的多種模式，提供了公私部門間不同風險分配模式。公部門雖然十分注重考慮經濟利益及風險移轉最大化，選擇表面上風險轉移最大化的公私合伙模式，但最終仍可能因私部門難以承擔風險，而使風險仍回到公有部門。
　　依據臺灣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定，再生能源由再生能源發展基金支付補貼，政府則向非可再生能源發電商，依其發電量收取一定比例基金，支付再生能源躉購電力，此外，臺灣的海上風電發展方案中還加入了50%的建置成本先期融資(后續由收購電價中扣回)機制，這類似無息貸款等融資協助。
　　上述非可再生能源發電商會將支付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成本，并轉嫁至一般消費者。我們可以將臺灣可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中所形成的補貼機制，模擬為向一般消費者收取購買可再生能源的費用。由此角度看，在臺灣的海上風電獎助體制下的私人投資，有些類似私人出資的BOO(Build-Own-Operate)模式。但從另一角度看，由于臺灣的電力公司屬公營事業，電費的調漲往往充滿政治爭議，因此臺電公司實際上難以將購買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使得可再生能源的購買形同政府補貼購買而非消費者負擔。就此而言，又類似第三類的私人出資大類下的DBFO模式，英國的公私合伙模式PFI(PrivateFinanceInitiative)模式與此類似，即由英國政府向廠商購買公共服務，而非向消費者收費。
　　簡言之，不論臺灣現行海上風電的獎助機制可由不同的角度被視為BOO或DBFO模式，其公部門所承擔風險均比傳統采購模式及BOT模式低。而澎湖縣政府發起的"澎湖能源科技公司"公私合營各持有股份模式下，公部門所承擔的風險又較DBFO(或PFI)及BOT模式更高。重要的是，澎湖縣政府選擇了公私合營中較高公部門風險的公私合伙模式，應清楚理解澎湖縣政府及地方居民投資人所承擔的風險，并清楚評估風險，告知投資人、議會及縣民相關風險，否則難免在未預期風險產生時產生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