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能源的代價
　　清潔能源給人最直觀的印象就是：貴!
　　能源轉型的先鋒國家德國過去十年來平均零售用電價格增長了三分之二。德國的網絡署(Network Agency)發現，盡管電力零售價格從2007年至2011年之間上升了約兩成，電力公司在同期間內的利潤率卻大幅增加了。這有一部分是因為可再生能源電力實際上壓低了批發電價，而這些省下的成本卻并未轉移給支付零售電價的消費者。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化石能源就便宜。化石能源的生產、運輸和消費導致了一系列對水資源、水質、生態系統、空氣質量和人體健康的不利影響。而長期以來，化石能源的價格并沒有將環境成本考慮進去。
　　以中國主要能源來源煤炭為例。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滕飛基于2012的數據測算了煤炭生產、運輸和消費對水、生態系統、空氣質量和人體健康的不利影響，并對不利影響進行了貨幣化的分析，結果發現，按目前我國煤炭生產、運輸和消費的技術及末端治理情況估計，噸煤產生的環境和健康影響為260 元。
　　“我國目前煤炭定價機制中的環境稅費僅為30~50元/噸煤，且大部分集中在生產端，煤炭消費側的排污費僅為5元/噸煤左右。”滕飛建議，我國需要進一步改革化石燃料和煤炭的定價機制，特別要加強煤炭消費環節的排污稅費水平。
　　“從全生命周期來看，現在諸如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的成本已經和化石能源的成本不相上下。”世界資源研究所中國氣候與能源團隊主管宋然平介紹。
　　但這并不意味新能源就能順暢上網。國家能源局稱，2013年全國風電“棄風”電量162億千瓦時，雖然比2012年減少46億千瓦時，但棄風棄電的現象仍然不樂觀。
　　“2014年，湖南省全省火電企業向能源管理部門反映對清潔能源的支持政策，導致他們陷入不利狀況，于是就出臺了救湖南火電的政策。而如果湖南的火電得救了，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四川的水電就得棄水。”一位在能源行業工作20多年的人士認為，能源轉型的困難最根本的還在于思想方法問題。
　　“三北地區是我國可再生能源最豐富的省，但你見過任何一個三北地區的省提出來過以發展可再生能源滿足我本省的需求、提高我的環境質量為出發點了嗎?”前述人士表示。
　　國務院參事石定寰則呼吁：“火電量不能再增加了!”
　　“在我們面前不僅僅有一個可再生能源占能源總量比率的目標，還有個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這必然要壓縮我們化石能源的消費?，F在多扔一點二氧化碳，將來在減排的時候，負擔代價會更高。我們現在要想辦法在未來十幾年怎么盡早地把排放量減下來，不要等達到峰值才解決，而是在峰值之前就要規劃好。”在2月4日的中德能源轉型論壇上，石定寰表示。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目標。這個目標不是五年規劃、十年展望的目標，現在一些研究人員做的電力規劃模型只是想辦法滿足例如國家規劃的到某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比率20%的目標，而是我要實現一個什么樣的目的。比如，2050年要實現清潔化、低碳，如果搞油的、搞煤的都知道了國家這個目標，怎么可能還要上一個煤電廠?一個煤電廠建設好了50年才能退役。”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主任王仲穎表示，目標明確了，自然大家就會知道應該在哪個行業、哪個領域找市場。
　　“能源系統的監管，不是監管可再生能源風電，也不是監管火電廠，而是監管這個能源系統怎么按照制定的市場游戲規則運行，以最低的、最經濟、最可靠的成本去監管。”王仲穎表示。
　　德國專家認為，不能孤立地看待能源轉型的“成本”。能源消耗的非貨幣成本，不會在消費者的電費、天然氣費和油費賬單上顯現。然而，溫室氣體排放和污染所造成的環境影響，會很快累積到可觀的數量。德國環境部于2012年出版的一份報告估計，在2011年，因為人們使用可再生能源產生的電和暖氣，幾百億歐元得以省下來。然而這些省下的錢，并不會列在任何賬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