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大部分可再生能源就業都出現在加州等民主黨的地盤;而西弗吉尼亞州、懷俄明州、賓夕法尼亞州和肯塔基州這類煤炭就業集中州，則是特朗普的票倉。
　　
　　此次會議期間，大張旗鼓同特朗普嗆聲的，恰恰正是加州州長布朗，這也為與會代表和觀察人士們繪制了一幅美國氣候政治圖景：民主黨資深人士、地方政府大佬布朗所代表的力挺“氣候變化治理”一派，同佩里所代表的共和黨特朗普執政當局之間的沖突。
　　
　　通過發表“我們還在”聲明，美國的加州、康涅狄格州、夏威夷州、紐約州、北卡羅來納州、俄勒岡州、羅得艾蘭州、弗吉尼亞州和華盛頓州等9個州，以及超過120個城市和900余家企業，都表示了對《巴黎協定》的支持。
　　
　　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首席執行官克拉克森(Helen Clarkson)表示，特朗普的退出聲明“并不代表《巴黎協定》失效”。她說，特朗普政府認為《巴黎協定》損害美國國內就業以及國家競爭力，這與全球商界及政界的普遍共識相背離。投資清潔能源領域，具備顯著的經濟效益和商業價值。
　　
　　布朗在訪華期間表示，特朗普的行為對于“阻止氣候變化”陣營僅是一次暫時的挫敗，因為包括歐盟、中國以及美國各州在內的各方將需要填補美國政府所留下的領導力空白。
　　
　　這次清潔能源部長級會議有21個國家能源部長、400多位各國政府人員參與。克辛格勒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你能看到的是，在全球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方面的領導力正在發生著變化：除中國、歐洲以外，加拿大、印度等國都會顯現出更多的領導力”。
　　
　　此行，布朗還專門去參加了CEM8的一場官方邊會——“2℃聯盟：清潔能源論壇”。這是一個旨在將全球升溫維持在2℃以內的聯盟，由170余個政府和地方政府(包括美國10個州及8個城市)組成，聯盟成員代表了全球超過11.8億人口總量和全球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本屆會議期間，這一聯盟又吸納了5個新成員：丹麥、南非西開普省、南非夸祖魯-納塔爾省、印度恰蒂斯加爾邦和法國布列塔尼省。
　　
　　與高調的布朗相比，佩里則顯得低調很多。
　　
　　第一財經記者從美駐華大使館獲悉，佩里在同中方領導人會面時討論了兩國共同關心的各種重大問題，包括液化天然氣，碳的捕獲、利用與儲存，可再生能源及核能等清潔能源技術的發展。
　　
　　佩里6月5日獨家發表在第一財經網的評論《美國欲強化同中國等伙伴的能源聯盟》，雖然全篇沒有任何地方提到《巴黎協定》，卻將特朗普政府的能源計劃闡釋得相當清晰。
　　
　　“美國是能源技術、創新和投資方面的全球領導者。不僅在倡導諸如風能和太陽能(5.600,0.00, 0.00%)等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在其他重要的能源和技術方面有強有力的記錄。”佩里在文中表示，特朗普行政當局將繼續推動化石燃料和可再生電力，以及對核能的更大發展和部署。 　　
　　全球變暖導致南北兩極海冰融化、冰蓋縮減，極端氣候越發常見。
　　
　　退出聲明后全球何去何從
　　
　　曾一手促成《巴黎協定》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前執行秘書長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也出席了此次會議。
　　
　　她曾在接受采訪時詳細地解釋了目前特朗普所做出的退出《巴黎協定》的具體含義，并言語嚴厲地指出，特朗普對于煤炭領域就業的承諾不可能奏效。
　　
　　“底線是，特朗普愿意對那些不存在的工作做承諾，而不管他說什么或做什么，這些工作都不會存在。那些煤炭領域就業不會回歸。” 菲格雷斯表示。
　　
　　她指出，根據《巴黎協定》條款，美國在2019年11月5日才能正式提交其退出申請，并經歷一年的等待期才能正式退出。
　　
　　這意味著，最終結果將出現在2020年11月，即美國2020年大選投票之前，而特朗普本身也可以隨時改變這一決定，或者下一任美國總統也可以決定維持退出還是重新加入《巴黎協定》。
　　
　　她認為，現在聽到的特朗普的聲明“并沒有法律依據。這個聲明是一個政治聲明，并分為兩部分”。
　　
　　菲格雷斯進一步解釋道，第一，這是對于特朗普針對自己政治票倉的一個聲明，但不幸的是，這是一個誤導了的聲明：(創造就業的)絕對不是煤炭業。第二，這是向國際社會發出信息，即美國缺乏為了美國和世界的利益同其他國家合作的意愿。
　　
　　菲格雷斯指出，從法律上，接下來美國不得不留在《巴黎協定》之中，但是他們可以選擇不去參加任何談判或會議，當然這一點還要再觀察。
　　
　　張俊杰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巴黎協定》講的是各國對治理氣候變化的貢獻，是義務。美國退出，是逃避了自己的責任，短期會獲得比較優勢。但是氣候變化問題終歸需要解決，美國也終歸會回到談判桌前。
　　
　　全球性環境與發展智庫——世界資源研究所(WRI)主席斯蒂爾(Andrew Steer)在發給第一財經記者的信件中稱，這是對世界不利的魯莽決定，對美國來說更糟糕。
　　
　　斯蒂爾表示：“這一決定基于上個世紀的經濟學，并將把美國帶回上個世紀的經濟之中。(該決定)不僅反映出對美國企業創造力的嚴重低估，并將拖累美國企業應對21世紀新經濟的能力。放棄《巴黎協定》后，美國肯定會失去在低碳未來的新工作和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市場對于清潔能源投資的信心有所下滑。根據21世紀可再生能源政策網絡(REN21)6月7日發布的《2017全球可再生能源現狀報告》，盡管全球可再生能源電力和燃料容量新增投資約等于化石能源投資的兩倍，2016年可再生能源新增容量投資較2015年仍下降23%。 　　 　　
　　在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市場，2016年可再生能源投資總額為1166億美元（約合7930億元人民幣），較上一年下跌30%，發達國家對可再生能源投資下降14%，總額為1250億美元（約合8500億元人民幣）。投資的主要流向仍為風能和太陽能光伏產業。上述報告提出，如果希望達成將全球變暖控制在2℃以內的目標，所有的可再生能源技術都還需進一步發展。
　　
　　與此同時，對化石能源的補貼繼續阻礙著進步。從全球來看，對化石能源和核電領域的補貼仍遠遠超過對可再生能源技術的補貼。截至2016年底，全球有50多個國家承諾逐步取消化石能源補貼并進行了相應的改革。但這還遠遠不夠。2014年，化石能源補貼與可再生能源補貼的比例為4：1，這就意味著，每給予可再生能源1美元，政府就在化石能源領域付出4美元，從而加重了對其的依賴。
　　
　　不過，張俊杰表示，如果在這段低潮期里，中國選擇與國情相符的減排目標，堅持與經濟增長相容的低碳政策，長期來看，會在低碳技術研發、低碳政策經驗方面積累起比較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