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欣賞諸葛亮的司馬徽和龐德公等人的學術傾向來看，諸葛亮應該具備儒家學說的基礎和道家學說的底蘊；從諸葛亮為劉禪手抄《申子》、《韓非子》、《管子》、《六韜》及其治理蜀漢的實際來看，他的學問最出彩的領域在法家和兵家；而從諸葛亮初見劉備就提出“隆中對”的戰略策劃來看，他又深得縱橫家的精髓。諸葛亮曾寫有《論諸子》一文，可以看出其思想的基本脈絡。他認為：“老子長于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于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于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于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于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于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于名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他從事功角度看待諸子，對這些人物的理解十分尋常，卻又極為實用。可以說，諸葛亮的學識來自雜糅各家，自許極高，他并不追求學問上的高深造詣，而是追求經天緯地、安世濟民的豐功偉績。
　　諸葛亮輔佐劉備，可以說殫精竭慮，而且一出場就以結盟孫吳、赤壁敗曹而獲得滿堂彩。這首先取決于諸葛亮的遠見卓識，同時又得自于同周瑜、魯肅的謀略一致、機緣巧合。從此，確立了諸葛亮在劉備集團的首席輔臣地位。但是，劉備生前，大事依然由他自己定奪，諸葛亮并不當家。直到永安托孤之后，從輔佐后主劉禪起，諸葛亮才真正成為蜀漢政治舞臺上的中心臺柱。此后，他在治理蜀漢、征服南中、主持北伐、出兵祁山等事務上大顯身手，直到操勞過度病逝五丈原，以滿腔心血踐履了他對劉備的承諾。
　　諸葛亮去世以后，名聲越來越大。在后人眼里，他是智慧的化身、正義的代表、忠誠的象征、治國的楷模，更是歷代宰相的典范，無論內政外交都可圈可點。晉武帝時，《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就編輯了《諸葛亮集》，針對他人批評諸葛亮缺乏文采、說理淺近的不足，陳壽稱：“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矣。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進諸葛亮集表》）由此開了拔高美化諸葛亮的先聲。此后人們對諸葛亮的稱頌，多半出于其君臣際遇的稀世罕見，以及忠心輔主的無怨無悔。在治國方面，唐代名相裴度曾說：“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乘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認為諸葛亮是事君、開國、立身、治人的全才，所以，他認為“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唐文萃·諸葛武侯祠堂碑銘》）。諸葛亮對下屬子弟的訓誡，也隨之成為后人的座右銘。十六國時期僻處西涼的武昭王李暠，視諸葛亮為儒教傳人和道德楷模，鑒于戰亂之時子弟們弱冠任職而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對自己的兒子說：“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在此。且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此后各代，對諸葛亮基本是頌揚之聲。就連陳壽說其“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被民間附會為他為諸葛亮門下書吏時曾因違規被鞭撻而故意貶低之筆，各種夸張由此可見一斑。
　　智力過人的蘇軾，在品評人物上也不同眾俗，他對諸葛亮提出自己的批評。蘇軾認為，孔明有兩失。一失于對待劉表劉璋的背信棄義，“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二失于未能離間曹氏君臣，“不能奮起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蘇軾文集》卷四《諸葛亮論》）。所以其屢戰屢卻，終究不能取得成功。不論蘇軾的批評是否恰當，從唐宋以后，這樣的批評極為稀少，而且會受到來自多方的責難。有些理學家批評諸葛亮“于道不純，于理未盡”，是想把諸葛亮拔得更高。即便是蘇軾的批評，也含有責怪諸葛亮偏于法術家的傾向。總體來看，明清以降，諸葛亮越來越接近于一個完人形象。顧頡剛所言“層累地造成古史”之說，在諸葛亮身上得以集中表現。后人對諸葛亮的解讀和發揮，
　　不斷附著到諸葛亮身上。“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研究中國古代管理思想，肯定會在歷史的真實和后代的衍化之間遇到如何辨析的難題，而諸葛亮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范本。
　　“隆中對”的戰略思想
　　三國的管理思想，首先值得總結的是戰略。魏蜀吳三方，在戰略思想上各有獨到之處。作為繼春秋戰國之后中國的第二個歷史大動蕩時期，縱橫捭闔的你爭我奪，翻云覆雨的聯盟拆解，變化莫測的戰略重組，戰亂蹂躪下的民生困頓，似乎進入了歷史的輪回。與春秋戰國不同的是，兩漢帝國的參照系和漢代社會形成的獨特背景，使三國的戰略不同于先秦而有了質的提升。如果說，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政治思想乃至社會思想的根基，那么，漢晉之間的群雄紛爭，則孕育了戰略思想的空前進展。此后中國歷史上的戰略構思和設計，基本上再未能超出三國的模式和框架。《三國演義》作為小說的名氣，與三國時期的謀略思想發達緊密相關。滿族興起創建后金政權時，遠離中原，文化不足，就以《三國演義》作為治國打仗的教材，竟然屢獲奇效。所謂“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云云，正是民間口碑對它們的定位。今天，由小說回歸史實，考察這一時期的戰略思想，或許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探討三國戰略對世道人心的影響，挖掘三國戰略的文化積淀及其在國人競爭行為中的觀念濡染，推究本土戰略思想的歷史淵源，則可能更有意義。
　　諸葛亮的管理思想，首先體現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隆中對”戰略構思上。他在登上政治舞臺之初，就以“隆中對”的方式為劉備描述出一個戰略遠景。這一古文名篇，許多人能夠倒背如流。在中國古代的戰略思想中，“隆中對”具有典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