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為劉備描繪的戰略使命，是順著劉備“欲信大義于天下”的興復漢室旗號，寄托重建統一王朝的理想；能夠看得見的愿景，是“跨有荊益”造成鼎立之勢；攻守策略，是利用劉表的見識淺薄和魄力不足，先取“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的荊州，占據“用武之國”的地利；再取“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為后盾，呼應四戰之地的荊州；面對北方擁有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誠不可與爭鋒”的曹操，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的孫權，內修政理，外結孫權，待機而起，以宛洛為主攻方向，以秦川為側翼呼應，進取天下。這一設想如果完全實現，確實可以做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所以，這一構思打動了劉備。
　　任何戰略，都離不開對自身實力和所處情境的分析論證。現在戰略研究中的SWOT法以及各種模型，不外是提供一個分析框架而已。“隆中對”在事實論證上，對大局的判斷是符合實際的。曹操已經成為當時最大的勢力而不可主動對抗，東吳已經有了穩固的基礎只能結盟，只有長江中上游的荊州益州由于劉表劉璋的短見和失策能夠為劉備提供可乘之機，這一分析正是“隆中對”能夠成立的關鍵。即便當代人用SWOT法來套，多數也超不過諸葛亮的水平，這正是“隆中對”的過人之處。但是也要看到，在戰略分析層面，“隆中對”在實力和使命的關系上打了馬虎眼，埋下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伏筆。而“隆中對”的缺陷，恰恰彰顯了諸葛亮的偉大。唐人尚馳稱：“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馀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于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尚馳《諸葛武侯廟碑銘》）
　　戰略設計需要明確組織使命，根據組織使命制定目標，進行定位，選擇策略。“隆中對”的組織使命，是“興復漢室”。這一使命的提出，寄托著當時相當一批士大夫的心愿情結，尤其是符合劉備的漢室后裔身份，是劉備不可能放棄的號召力所在。特別是在劉備顛沛流離、東走西竄之中，這幾乎是他唯一能夠用來擴大影響力的正當性源頭，而且能大大增強其人格感召力。所以，這一使命是劉備不可能放棄或者改變的。諸葛亮也沒有對此進行透徹的說明。而這一點正是“隆中對”的致命之處。因為對漢室是否可以興復的論證一旦展開，“隆中對”就有可能出現破綻，甚至對不下去。最重要的是，當時的情境和劉備的“帝室之胄”身份，不允許諸葛亮討論漢室是否可以復興這一問題。所以，諸葛亮回避了漢室是否氣數已盡的論證，這是一種限于情境的無奈，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即便天下三分鼎立成為了事實，基于“興復漢室”使命的聯吳抗曹，與基于各方實力計算的聯吳抗曹，是有很大區別的。“隆中對”顯然基于前者（起碼在旗幟上基于前者）。后世為“隆中對”辯護時，往往既要彰揚諸葛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努力和忠誠，又要稱道諸葛亮的特長是法家治國且精于利害計算。但是，這種辯護，又會在不經意間彰顯出兩個諸葛亮：一個是忠于漢室的，一個是算計利害的，道義的和功利的兩種形象之沖突不可避免。
　　后人對“隆中對”贊譽極高有其道理。從戰略角度看，“隆中對”作為古代本土版本的SWOT法（起碼在SWOT的四個方面中展開了機遇和威脅兩個方面，自身優勢和劣勢的分析則不可明說，包含在不言與默契之中），在情境分析上入情入理，在宏觀把握上舉重若輕。不過，在諸葛亮之前，就有人提出過類似的戰略可以作為參照，這就是魯肅在建安五年初見孫權時所獻的對策。魯肅已經清楚地看到曹操的實力，建議孫權“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三國志·魯肅傳》）。魯肅所說的鼎足，是以曹操占據的北方為一方，孫權盤踞的江東為一方，劉表劉焉分領的荊州益州為又一方。在一定意義上，魯肅與諸葛亮所見不謀而合。所不同處，在于兩人的對象不同，所以對“鼎足”的設想有區別。應該說，魯肅的“江東對”設想更實際。因為魯肅輔佐孫權之時，東吳的實力是現成的；而諸葛亮提出“隆中對”之時，劉備是兵敗后逃到新野，寄居樊城，還沒有實力立即取代劉表。所以，魯肅的“鼎足”，其三支力量是現實存在的；而諸葛亮的“鼎足”為兩實一虛，劉備的一支尚屬藍圖。更重要的是，魯肅在諸葛亮之前，就看到了“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要比諸葛亮現實得多。正因為魯肅和周瑜在東漢帝室尚存的情況下清醒認識到漢室衰亡不可挽回，所以晉人習鑿齒痛罵二人為小人。然而，這一認識把“江東對”的使命定位在建立孫權自己的帝業，與“隆中對”的復漢使命完全不同。有人以為，劉備和諸葛亮打著興復漢室的旗號，可以更具有道義上的號召力。但從戰略分析和戰略設計的角度看，缺乏現實條件的道義口號，往往是戰略實施的陷阱。也許，正是由于劉備缺乏實力，蜀漢君臣才會堅持“興復漢室”不松口。
　　如果再進一步比較“江東對”和“隆中對”，就可發現，魯肅之對策，是借北方混戰之際，東吳進伐黃祖，取得西進據點，進逼荊州劉表，占據長江中游，再圖向益州擴展。一旦“竟長江所極”，就可變鼎足之勢為南北對峙，此時，按照魯肅的設想，既然漢室不可復興，就應該堂堂正正與曹操爭奪。“建帝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盡管孫權表面上不敢如此“大逆不道”，假惺惺稱：“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但此后的行動和表現證明，他是全盤接受魯肅建議的。而諸葛亮之對策，要比魯肅晚出，荊州已經由于劉表的兩個兒子之爭給劉備造成了可乘之機，但這個機遇能否成為現實尚有太多變數，至于益州，距離現實更遠。所以，“隆中對”的核心是要創造出“鼎足”中劉備之一足。可以說，“江東對”是立足東吳自身的戰略分析，用SWOT法比照更為恰當，而“隆中對”是圍繞漢室興復的戰略創意。假如后來不是由于偶然因素促成了張松與法正向劉備獻蜀，“隆中對”的實現難度極大。